十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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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 1958年-1960年間
全國開展的社會生產運動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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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運動
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1963年至1965年間，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確認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的“左”傾理論。會上個省代表大會發言中，報告了本地區黨組織在整風運動中，同黨內的所謂“右派分子”、“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作鬥爭的經過。
許多地方的重要領導幹部被宣佈為“右派集團”、“右傾集團”或“反黨集團”。這是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在黨內的突出表現。會議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爭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作的創造精神。會後，在全國各條戰線上，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
在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歷史已經判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
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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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
1966年-1976年
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後，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
第一階段：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党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後來文革《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進一步肯定了破“四舊”的提法。但如何破 “四舊”，中央沒有說明。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們擬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他們把基於中共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思想文化上的破舊立新，簡單化為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一系列物化形態的破壞行動。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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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搗毀了孔廟與孔林裡的“上三代、下三代”。所謂“上三代”指的是孔子及其兒子、孫子，“下三代”即埋在孔林裡的孔令貽及其父親與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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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編者按語。引述毛澤東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在那裡是大有作為的”
“廣闊天地煉紅心”
是這場運動的典型口號。
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隨即在全國各地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放到了農村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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