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瑄小姐 Lynsey

國共內戰十年  共軍粉碎國民黨五次大圍剿

最後還將國民黨打到敗逃臺灣

廖仲愷不屈不撓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國共產黨人合作，支持工農革命運動，推動了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但他所做的這一切無疑對國民黨右派、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是極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動勢力都視廖仲愷為眼中釘，欲置之於死地。孫中山逝世不久，謝持、林森、鄒魯等人便結成所謂的“西山會議派”，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破壞國民革命領導力量的團結。

經查明，暗殺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集團所為。主要成員便是鄒魯、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許崇智等人，出面收買兇手的便是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梁鴻楷等人。兇手之一陳瑞在刺殺廖仲愷後，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給陳瑞二百元，打發他離開廣州。案情查明後，國民政府派軍隊搜查了胡漢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漢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鴻楷第一軍軍長的職務，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潛逃，胡漢民也因涉嫌離開廣州，國民黨右派勢力受到沉重的打擊

西山會議派

成立1925年11月23日

國民黨內的一個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派別。代表人物有謝持﹑鄒魯﹑林森﹑張繼﹑居正等。

11月1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戴季陶、謝持等人即在北京集會，聯名寫信給國民黨中央及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要求“清黨”。

11月2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急電李大釗、王法勤、于右任等，指斥林森等人的分裂行為，要求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切實查明。

11月21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再次急電李大釗等人，取消國民政府外交代表團鄒魯的代表職權及名義，並將他交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查辦。但這一切並沒有阻止他們的進一步活動。

11月23日，會議如期舉行。

會議宣佈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分別開除共產黨人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並取消他們的黨籍。

會議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言》、《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通電》、《取消政治委員案》等決議。會議最後提醒大家：如果不在國民黨內實行清黨，恐怕“再過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紅色矣”。

1926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支持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派的決議案，處分了鄒魯、謝持等人。

蔣介石叛變背叛了革命宣誓

1927年4月12日，在南京成立國民黨政府後，西山會議派與蔣介石集團合流，繼續反共反人民。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

廬山密謀

1926年，蔣介石奪取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之後，實行軍事獨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更日趨反動。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總司令部，已決心實行清黨反共，並開始做積極的準備。為了進行反共策劃，他首先從廣州招來了戴季陶、吳鐵城等一大批國民黨右派成員。

　　戴季陶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曾任中央宣傳部長，孫中山逝世後，他即積極推動開展一個“自異于帝國主義和官僚軍閥的反赤運動”。1925年5月，在蔣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薩坡賽路慈安裡設立了一個“戴季陶辦事處”，專門從事反共著作，戴季陶主義書籍一出籠，立即成為國民黨右派進行反動活動的理論“旗幟”。蔣到南昌後，立即電邀他北上，共同策劃清党反共事宜。

　　隨同戴季陶一起前來的還有吳鐵城。他曾任廣州公安局局長，也是一個著名的國民黨右派。據吳鐵城自己回憶，早在中山艦事件之前，他就建議蔣介石制裁共產黨，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現有特別戶籍的登記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產黨員十數人，而後，用一艘輪船將彼等運往中山縣附近一小島，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暫行予以拘禁”。蔣表示“考慮再說”。中山艦事件後，為掩人耳目，蔣介石假意將他撤職。為了實行反共，蔣介石特邀他來南昌，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聯絡。

這些人密集南昌，在蔣介石周圍形成了一個反動的核心。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蔣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廬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館，開始進行密謀策劃。密談數日，主要由黃郛獻計，決定如下：第一，必須明示“離俄清黨”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軍要“底定東南，聯繫紳商”；第三，在外交上要“棄俄聯日”；第四，在軍事上要聯合閻錫山和馮玉祥。

輿論造勢

按照在廬山所定的方針，蔣介石立即積極行動起來。他從武漢一回到南昌，就對蘇聯顧問鮑羅廷展開了攻擊，他致電武漢聯席會議主席徐謙，說鮑羅廷在武漢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的顧問職務。他又公開提出了驅逐鮑羅廷。蔣介石集中全力攻擊鮑羅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覺到除鮑羅廷以外，武漢的國民黨領導人皆是些政治上的無能之輩。……而只要鮑羅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圖把他的反蘇活動，說成是只對某個人不滿，藉以掩蓋其反蘇的真正目的。

國際支持

1月26至27日，蔣介石在廬山又接見了日本海相財部彪派來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蔣介石的老師，二人進行了長談。蔣向他強調說：“我理解滿洲和日本在政治、經濟上的重大關係，日本人在日俄戰爭中流過血，有感情上的問題，我認為對滿洲問題，必須特殊考慮。”又說:“我欣賞幣原外相的演說，如果日本正確評價我們的主義和鬥爭，我願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蔣介石還會見了日本駐九江總領事江戶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盡可能地尊重現有條件；保證承認外國借款，並如期償還；外國人投資的企業將受到充分的保護。

　　不久，蔣介石又接見了日本軍部的代表永見增輝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帶著戴季陶的介紹信來見蔣。蔣更明確地表示:“本總司令決心已下，誓與共產黨不共戴天，願意中日提攜，共同防共。"蔣介石還接見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條太郎。二人會談後，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記者宣佈，蔣介石是最出色的軍事領袖。隨後，蔣介石就派黃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聯絡。他向矢田表示，對“整頓國民政府內部已下決心”。

　　蔣介石在與日本帝國主義緊密勾結的同時，還通過兩條管道與美國建立了聯繫。一是通過王正廷去上海與美國聯絡。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與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舉行了秘密會談，王告訴美方，國民政府的控制權並未完全落入極左派手中，國民黨軍不是布爾什維克；漢口事件不會在上海重演；國民黨軍可以不進駐上海，以免與外國軍隊發生衝突。他還透露，正設法收買上海的軍閥，上海可能不戰而易手，屆時可成立一個委員會實行統治，必要時，用員警和某些“志願人員”來“維持秩序”。

　　蔣介石還通過孔祥熙與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詹金斯建立了聯繫。孔祥熙是廣東省的財政廳長，他通過英國人寇罕與詹金斯聯繫，寇罕曾擔任過蔣介石的私人保鏢。詹金斯和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向國務院報告說：根據寇罕的情報，“如果列強要把俄國人趕出中國，他們應當現在就同蔣將軍建立直接的聯繫”，又說：“蔣恨俄國人，只是因為蘇維埃政府給他提供武器彈藥，他才勉強與鮑羅廷合作。”“如果英國和其他列強願做俄國人正在幹的事情，蔣將軍將立即同鮑羅廷決裂並制止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暴力活動。”3月初，蔣介石

　　又通過他的美國朋友諾曼，向美國官方作了與上述電文相同的表示。

　　蔣介石還派員到英、美、日、法、意領事館就南京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火速解決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國主義者清楚地看出，蔣介石是“唯一有武力進攻激烈分子，維持這裡（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許他帶著衛兵自由出入租界，並答應以駐紮在上海的侵華軍隊幫助其鎮壓革命。他們鼓動蔣介石“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通過與帝國主義的勾結，並取得了帝國主義的支持，更促使蔣介石下定了清黨反共的決心。

聯絡財閥

為了清黨反共，蔣介石還和南北財閥進行了聯繫，特別是與江浙財閥的聯繫。江浙財閥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蔣介石和他們又有著歷史淵源關係，江浙財閥的許多頭面人物，都是蔣介石的好友。1927年1月中旬，蔣介石去武漢時，曾在寧波會館召集江浙資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頭面人物秘密集會，蔣在會上明確表達了他反對武漢政府財政經濟政策和工人運動的立場，得到與會者的讚賞。

　　蔣介石回到南昌後，虞洽卿也專程到南昌，與蔣介石進行了密談，雙方達成了交易，蔣要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支持他，虞要蔣明確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場，並迅速見諸行動，把正在迅猛發展的工人運動壓下去。虞洽卿還參加了廬山密謀。回到上海後，江浙資產階級撇開原有的擁護孫傳芳的上海總商會，另組一個擁護蔣介石的上海商業聯合會，由虞任會長。

　　3月初，蔣介石又派張靜江去上海，加強與江浙資產階級的聯繫。這時，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給蔣介石提供了一筆又一筆鉅款，首先由錢新之、陳光甫按蔣介石來信的要求，資助蔣50萬元，幫他解決了年關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認捐了500萬元，4月1日，又墊付了300萬元。上海棉紡業的榮宗敬拍著胸脯說:“要銅錢用，我有，做事體請洽卿、曉籟兩位老哥，(錢)要多少，我出多少。”蔣介石曾感謝地說：“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已議有辦法，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



結納幫會

隨著北伐戰爭的順利發展，當黃金榮得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就是他的徒弟蔣志清時，頗為得意。3月中旬，蔣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齡(第一軍副軍長)、楊虎(總司令部的特務處長)和陳群(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先後到上海，帶著秘密使命化裝潛人了黃公館，先與黃金榮會晤，然後由黃召集張嘯林和杜月笙來密商合作反共清黨事宜，並負責統一指揮。然後，楊、陳兩人又到杜公館再次密談。楊虎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記載，在上海反共的關鍵時刻，“與當地聞人黃金榮、張嘯林、虞洽卿、王曉籟、杜月笙等深相結納，請其協助”。在“三大亨”裡，杜月笙最為堅決地支持蔣介石，他認為機不可失，只有參加反共，將來才有政治地位。於是，上海幫會決定投靠國民黨。在歷史的抉擇面前，最活躍的要數杜月笙，其反共的積極性要高於黃金榮。於是幫會首先拒絕汪壽華方面的種種支持與要求；其次監視中共和糾察隊;再次恢復“中華共進會”，召集舊部，建立武裝力量，決定必要時對糾察隊“施展鐵腕”，“一舉加以解決”。黃金榮、杜月笙等還向蔣介石表示:願意承擔反共的具體工作， “全力協助，義無反顧”，“即使赴湯蹈火，我們也樂於從命”。不久，他們就帶領一批“中華共進會”匪徒撲向上海總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發生摩擦，為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找到了藉口。

政變經過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蔣介石定下“整頓國民政府內部”的決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裝，然後以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取代武漢派，奪取中央黨部，排除共產黨”。同時，蔣介石向上海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勞資問題上，“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大資產階級答應在財政上給他以全力支持，並立即為蔣提供300萬元資助。上海青紅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組織了秘密的中華共進會和公開的上海工界聯合會，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打手。蔣介石為他們提供經費、武器，並派王柏齡、楊虎、陳群等軍官將他們編成隊伍。在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加緊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首先將沒有完全受他控制的軍隊陸續調開或解決，而調集其嫡系部隊及新近投靠過來的軍閥部隊接防滬寧地區。從3月底開始，蔣介石連日召集秘密會議，策劃“清党”反共。3月28日，吳稚暉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會上誣衊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提出對共產黨“應行糾察”。隨後，吳稚暉致函國民黨中央監委，聲稱共產黨“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4月2日，蔣介石邀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李宗仁、古應芬、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等開會，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分子文》，要求對共產黨作“非常緊急處置”。汪精衛於4月1日從國外回到上海。4月3日，蔣介石發表支持汪複職的通電，並與汪秘密會談。蔣介石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衛因擔心這樣做會使權力全部由蔣獨攬，主張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共產黨問題。4月5日，蔣介石發佈總司令部佈告，要工人武裝糾察隊與工會一律在總司令部的管轄之下，“否則以違法叛變論，絕不容許存在”。

4月8日，蔣介石指使吳稚暉、白崇禧、陳果夫等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規定該會將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後成立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4月9日，蔣介石發佈《戰時戒嚴條例》，嚴禁集會、罷工、遊行，並成立了淞滬戒嚴司令部，以白崇禧、周鳳岐為正、副司令。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騙手段麻痹群眾。他剛到上海，對上海總工會交際部主任趙子敬說：“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繳械，餘可擔保不繳一槍一械。”他派軍樂隊將一面寫著“共同奮鬥”4個大字的錦旗贈送給上海總工會糾察隊，以表示對上海工人的“敬意”。蔣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緒後，離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監督執行其反革命政變的陰謀計畫。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於蔣介石的某些陰謀活動是有警惕的，也採取過堅定的態度。但是，在蔣介石到上海後，共產黨的政策很快發生變化。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表現了嚴重的右傾麻痹。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宣讀了陳獨秀關於“要緩和反蔣”的信。之後，上海的反蔣鬥爭開始放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發表後，一部分共產黨員十分憤慨，但許多人卻誤以為局勢已經和緩下來。原來在武漢整裝待發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軍不再東下，第六軍、第二軍的絕大部分服從蔣介石的命令，離開南京開往江北，使蔣介石得以控制南京。蔣介石發出“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的密令，上海的形勢驟變。

搜捕開始

4月12日淩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準備好的全副武裝的青紅幫、特務約數百人，身著藍色短褲，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從法租界乘多輛汽車分散四出。從1時到5時，先後在閘北、南市、滬西、吳淞、虹口等區，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倉猝抵抗，雙方發生激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蔣介石收編的孫傳芳舊部）開來，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收繳槍械。上海2700多名武裝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犧牲120餘人，受傷180人。當天上午，上海總工會會所和各區工人糾察隊駐所均被佔領。在租界和華界內，外國軍警搜捕共產黨員和工人1000余人，交給蔣介石的軍警。

抵抗反應

罷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煙廠、電車廠、絲廠和市政、郵務、海員及各業工人舉行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20萬人。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有1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

要求

大會通過決議，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裝；二、嚴辦破壞工會的長官；三、撫恤死難烈士的家屬；四、向租界帝國主義者提極嚴重的抗議；五、通電中央政府及全國全世界起而援助；六、軍事當局負責保護上海總工會。

武裝鎮壓

會後，群眾冒雨遊行，赴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遊行隊伍長達1公里，行至寶山路三德里附近時，埋伏在里弄內的第二師士兵突然奔出，向群眾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知其數。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

迫害屠殺

當天下午，反動軍隊佔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著，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光榮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党”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誌著中國階級關係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區遭到重大失敗。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在北京，還存在奉系軍閥張作霖政權。全國出現3個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面。

反蔣宣言

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制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五月指示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發出“五月緊急指示”，大意為：

（1）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不進行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可憐玩物。必須反對過火行為，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會。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聯合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

（3）國民黨中央的一些老領導人會動搖和妥協，應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

（4）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5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那些迫害工農的軍官。[3]

這份檔被汪精衛從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手中得到。國民黨高層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要武裝奪取政權，決心清黨。

合作全面破裂

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命令，宣佈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將蔣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並將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軍及總預備隊劃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轄指揮。這些決定得到武漢各界的一致擁護。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和親共的武漢汪精衛政權對立，是為“寧漢分裂”。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衛政權下屬的一些反動軍隊發動馬日事變。6月5日第三國際代表羅易(Roy)轉發電報給汪精衛，要求其增加共產黨對武漢政權的掌控，並處分反革命派，擴大農工武裝運動。7月，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再度知悉史達林指示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武力奪取武漢政府權力之策略後宣佈“和平分共”，遂決定取締共產黨言論，又通過“取締共產議案”，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8月1日共產黨以“南昌起義”進行全面攤牌。武漢國民黨右派在8月開始清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全面破裂。[5]

事件影響

蔣介石通過此事成為了被國民黨內右派的多數派支持，成了最高領袖，國民黨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鎮壓。國民黨右派認為共產黨破壞北伐統一，清党使掃除軍閥統一全國的事業嚴重破壞，延緩了成功的時間。蔣雖然不久由於北伐軍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權，完成北伐，開始了在中國數十年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