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15日，孫中山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中講道：“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要黨的主義治國。”“至於本黨黨員若是確為人才，能勝大任的，自當優先任用，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倘若有一件事發生，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於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
孫中山提出以黨治國是總結民初失敗教訓而提出來的口號。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聽信袁世凱擁護共和的承諾，輕易交出政權，造成軍閥官僚專制，共和有名無實。他決心組建三民主義的政黨和軍隊，建立政權，實行以黨治國、推行三民主義的主張，這符合中國政治自然演進的路線，但畢竟形式上保留著打江山、坐江山的王朝特徵。孫中山因此又提出革命三期說，答應人民受到一定時期的政治訓練之後，國民黨將還政於民，實行憲政。所以，“以黨治國”在孫中山看來，只是革命進程中的一個階段——訓政階段，他設定的期限是六年，但實際上由於日本侵華，從1928至1946年，訓政用了14年時間，1946年國民黨行憲後仍然延續了“以黨治國”的模式，只到1987年蔣經國才在去世前宣佈開放黨禁，放棄“以黨治國”的模式，真正算是實行了憲政，實現了政黨輪替。
孫中山的“以黨治國”後來在實踐中變成了一黨專制，國民黨一黨包辦政治，代替人民當家作主，權力壟斷造成貪腐橫生，特務橫行，人民怨聲載道。
靠某個主義治國相比搞宗教治國來說是個進步。中國五帝時代實行“神道設教”，以天道治國，領導人稱天子，掌握著天道、天理，他的統治是替天行道。春秋戰國以來，迷信漸退，理性漸生，百家爭鳴，主義治國模式產生。法家主義、道家主義、墨家主義、儒家主義等等不一而足。戰國百家的主義有些還帶有宗教迷信色彩，如儒家又稱儒教，是一種半人文、半宗教的東西，三民主義與之相比，算是比較科學的一種主義。不過，任何主義一旦立為官學，就不能自由討論，更不能反對，便會僵化起來，產生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結果變成思想學術進步的阻礙。因此，主義治國、以黨治國本質上是人治的東西，是政黨領導人“主義”的體現（三民主義也被稱孫文主義），和民主法治的要求是相違背的。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上看，一個國家人口眾多，民族、職業、階層不一，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民主政治與思想多元、思想多變是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政治固守某一個或幾個領導人的“主義”不變，那說明政治還不是真正的民主。
留言列表
